行行重行行·内蒙古行

〔摘要〕费孝通先生一生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尤以“农村”、“民族”这两方面为主。特别是边远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繁荣。“从风华正茂的学子，到声名卓著的耄耋老人，费孝通的步履遍及祖国的山山水水——‘走一趟’，‘写一篇’”的工作和研究方式，使他成为在我国乃至世界上享有盛誉的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行走”是他整个学术生命的“呼吸”与“阳光”。自1982年至1995年这14年中，费先生先后11次来到内蒙古进行实地考察。他每到一处，除了接触当地政府领导和管理部门外，必到基层走访，或者召开科技人员和工人座谈会，或者入户与农民交谈。他的这些考察活动，有些是与民盟中央倡导的“智力支边”工作结合在一起的。他身体力行，力图做到言传身教，为年轻一代铺路、搭桥，以实现“从实求知”的目标，表达他对重建社会学学科和培养学术人才的重视。费先生在内蒙古的11次视察（考察）并未都写入他的《行行重行行》中，由此，本文所梳理之史实，也算是对先生“行行重行行”的一点补充。
〔关键词〕费孝通　内蒙古行

费孝通先生一生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尤以“农村”、“民族”这两方面为主。在“全国一盘棋”观点的支持下，从东南沿海的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发达地区到中西部边区蒙、宁、甘、青，从西南山区的云贵川到中原腹地都留下他躬耕的身影。他关注农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关注乡村经济，特别是边远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繁荣。他“边看，边作记录，如同一个大时代里的大记者”。“从风华正茂的学子，到声名卓著的耄耋老人，费孝通的步履遍及祖国的山山水水——‘走一趟’，‘写一篇’”的工作和研究方式，使他成为在我国乃至世界上享有盛誉的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有人评价说，“行走”是他整个学术生命的“呼吸”与“阳光”，后编出一本《行行重行行》。当今，我们所能见到费先生来内蒙古的考察内容和提出的宝贵建议，大多留存在这部书中。对这个过程，费先生自称为“重理旧业，到农村里、城镇里去观察，去思考。凡有所得按我在抗日时期养成的习惯，写成文章，随时发表”。

1985年随费先生到北京大学的潘乃谷教授后来将这段经历撰文发表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9期上，为我们整理和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费先生考察内蒙古的背景和经过：改革开放后，费孝通教授受中央委托在中国内地重建社会学学科，在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方针和目标后，即迅速开展了学科的核心组成部分的建设。同时，继续书写已多年中断的“农村研究”和“民族研究”两篇大文章。1984年，他把研究重点转到“边区与民族地区发展研究”上。自1982年至1995年这14年中，费先生先后11次来到内蒙古进行实地考察，这些考察活动主要集中在前5年里，其中呼和浩特6次、赤峰3次、包头2次、呼盟1次、伊盟1次、阿拉善盟1次、乌盟1次，而且有4次不同地点的考察是在同一次旅行中完成的。按内蒙古“南农北牧东林西铁”的分布特点，可以说他把内蒙古主要的典型地区都考察到了。

他每到一处，除了接触当地政府领导和管理部门外，必到基层走访，或者召开科技人员和工人座谈会，或者入户与农民交谈。他的这些考察活动，有些是与民盟中央倡导的“智力支边”工作结合在一起的。他身体力行，力图做到言传身教，为年轻一代铺路、搭桥，以实现“从实求知”的目标，表达他对重建社会学学科和培养学术人才的重视。

费先生1982年7月在去内蒙古的路上，看到很多外省人来当地通过淘金“发了财”、盖起了新房子，引起了他的研究兴趣，于是在1984年4月他到呼市探讨和组织人口流动问题研究时，就安排了之后去乌盟金盆乡的考察。在乌盟考察过程中，他听取了旗长、金盆乡干部和黄金公司负责人的汇报，又进行了实地访谈。

费先生在1950年代初期曾访问过呼盟，当时就写有《话说呼伦贝尔草原》一文。1987年7月，费先生为“边区开发”课题的继续破题来到呼盟，他在海拉尔市走访了专业户和乡镇企业，考察了口岸城市满洲里市。费先生对呼伦贝尔深情所致，发出内心真挚的声音：周恩来总理生前曾提出要做到“青山常在，持续发展”，林业资源的开发必须有长期打算，有伐有育。当然费老也给出了“使森林资源能持续利用，青山常在”的思路。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费老再一次强调：大兴安岭林业的发展，必须考虑到林业经济的全面发展，而在开发林区资源的过程中绝不应忘记了原来居住在树林里的鄂伦春民族，“不仅要保证青山常在，还应保证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1984年8月中旬，费先生开始了赤峰地区的实地考察。他说：“挑选赤峰为研究内蒙古开发问题的入门口，是因为在它的境内，具备农区、半农半牧区、牧区三种不同的社会经济类型，而且在民族结构上则和内蒙古总体一致，系蒙族和汉族等多民族杂居。”从8月15日至9月2日止共19天，考察路线从赤峰市太平地开始，随后为乌兰敖都—示范牧场—海日苏—短角牛场—巴林右旗大板镇—巴彦他拉草原站—翁牛特旗乌丹镇—巴汉他拉—黑塔子—山嘴子乡驿马吐村—桥头镇，最后再回到赤峰。全程1000公里，考察地点达34处。

在考察后他写了《赤峰篇》，分析了由古至今农业与牧业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的发展过程，指出在民族杂居地区，农牧矛盾一般也可能表现为民族矛盾。在文章中，他还总结了过去滥砍、滥牧、滥垦、滥采造成的林草俱尽、农牧双衰的自然生态平衡被破坏的教训，以及造林治沙、退农还牧、以农促牧、以牧促农的典型经验，认为只有提高牧业发展的生产力，才能根本扭转农牧矛盾，恢复生态环境，搞活经济。他认为“有工则富，无商不活”这句话也适用于赤峰地区。“要发展生产力，关键还是人这个能动因素……正如早日公主下嫁，七十二行技工进入内蒙古一样。这也是我们所提出的开发边区的主题”。

费先生十分关心现有的好经验和行之有效的科学知识怎样能传递到广大群众手上，变成千家万户的生产力。他看到老乡家正在使用电磨机碾玉米，小型机械已进入农家，高兴地说：“太平地乡以林护农，林农并茂，而且开始发展乡镇工业，走出了一条治沙民富的道路。”

在乌兰敖都治沙站，他看到科学工作者找到一种在发芽期遇到一定降雨就会扎根沙地生存下来的植物，起到固沙作用。沙固定后再种灌木以改变土质，又造成可以种植乔木的条件，费先生形象地称这种“草灌乔”的做法为“反弹琵琶”。在海金山牧场，费先生见到了负责草原红牛品种改良工作的一位中专毕业“土专家”，他从实践中摸索坚持了30年，终于育出了良种，为草原红牛大面积繁殖推广做出了贡献。费先生称赞他说：“这位土专家没有用文字写出什么论文，但是他的论文就写在畜群日益增长的草原红牛身上”。在翁牛特旗巴汗他拉苏木黑塔子嘎查，费先生倾听了干部们提出的发展方案，称“上了一堂富有启发的课程，如果总结这堂课的主题，可以说是‘退农还牧’四个字，看来这也是整个半农半牧区应走的道路”。

1985年9月，费老二访赤峰。主要就是听取助手马戎通过对翁牛特旗、巴林右旗、克什克腾旗等地进行实地问卷调查后所形成的研究报告。考察只有三天的短暂停留。

与首访赤峰相隔11年之后，费老在1995年7月第三次走访了赤峰。

三次考察赤峰都是围绕着一个主题，那就是“如何开发边区，如何开发赤峰”。建议归纳起来有：一是反复强调恢复和保护生态，认为这是开发的前提和基础。二是在发展方向上，费老对赤峰市的远景十分乐观，他希望走“以牧为主，农牧结合”的道路，这个方向也是对整个内蒙古自治区的考量。他希望看到的是：蓝天白云，遍地牛羊、千里牧场，内蒙古成为全国畜牧产品的供应基地。三是对庭院经济、牧区小草库伦、赤峰乡镇企业发展也寄予了厚望，希望乡镇企业对小城镇的发展壮大，对农民实现就地城镇化做出贡献。为实现上述目标，最主要的是要能及时解决当前所缺乏的智力和财力两方面的问题。费老的这些思路都是本着保护自然、利用自然、因地制宜搞建设的方向来规划的。

1982年7月和1984年4月，费先生两次到呼市。他分别做了题为“关于民族地区经济与文化发展上的几个问题”和“开发边区及智力资源的使用和培养”的讲演。报告中提出，加快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建设，第一要开放思想，从商品经济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树立商品经济思想。第二要搞好体制改革。企业自我封闭，很不利于技术的进步，应当通过改革尽快改变这种状况。第三要改变工业结构。如果只搞重工业原料输出发展不起来，要搞加工业，发展轻工业。中央大企业应发挥自己的优势，扩散技术、知识，帮助地方发展工业。第四要引进沿海内地的智力、技术。内蒙古地域辽阔，人口稀疏，发展地方工业，要从人口较集中的盟、旗所在地搞起，从小的、见效快的开始，逐步营造搞商品经济的氛围。

在此期间，费先生特别关心并积极推动内蒙古社会学会的筹建工作，提出了人口流动问题研究与智力资源的开发问题，对这两个专题的研究也是为全面开展“开发边区”的社会学研究进行探索。他认为要想走活中国人口这盘棋，需要做两个“眼”，即要有两条出路。一个“眼”是发展小城镇，把小城镇作为人口的“蓄水池”，以减轻大城市的人口压力，第二个“眼”是人口从中原向边区的扩散，这是不可避免的，是历史的必然。他特别强调要想发展经济和文化，有很多工作需要做，但最基本的一点是要培养人，开发人的智力资源。在发展相对落后的内蒙古地区，除了千方百计地引进新知识和新技术，还必须留住现有人才，注意发挥好他们的作用，一定要把这批现有的智力资源用好，并培养出接班人。

在呼市期间，费老还专门听取了民盟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关于高等教育、智力支边情况的汇报。曾任民盟内蒙古第一届区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的任贵先生回忆说，费老来内蒙古多次，开展学术活动，深入调查研究。来呼几次，为成立民盟区委和自治区党委协商，同时讲学以扩大民盟影响。区委成立后费老也来过呼和浩特，给在呼盟员讲话，满满的一大会议室，我们在下面递条子，问问题，费老笑容可掬，从容应答……

1984年10月初，费先生又专程到了一次呼市。费老与自治区党委书记周惠见面，围绕他在赤峰考察中所思考的有关经济发展、民族问题、东西交流等问题，与自治区领导充分交换了意见，并在自治区党政干部会上做了题为《从赤峰初步考察谈对边区开发的体会》的报告。周惠在与费先生三次见面后，曾表达了自己深受启发和感动的心情，他说费先生年纪大了，但思想活泼解放，不仅调查了农牧民现在的生产生活实际，还做了考古，这种从古到今的历史研究和分析方法很好，写的文章和报告深入浅出，其中包含的道理很深，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很中肯。

1987年8月，费先生随中央代表团到呼市参加了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周年的庆祝活动，与内蒙古自治区的领导多次座谈内蒙古的发展形势与前景。

在1985年6月和1990年10月，费先生两次到包头市考察回程时都曾在呼市停留，并与自治区领导交换意见，其中一次是在干部会上做报告，后一次是与自治区人大代表见面。

1985年6月中旬至6月底，费先生首访包头市，重点考察了包钢、包头一机厂、包头二机厂，还有早年从天津迁来的包头开关厂、由粗瓷作坊成长起来的包头耐火器材厂等。他分别与领导层、管理层、科技人员、研究人员、工人进行了座谈讨论，听取了各方面的看法和建议。

费先生在考察后发表了长篇论文《包头篇》，重点揭示了边区封闭式大型企业存在的人文生态失调的问题，建议国家在边区发展的政策上，采取一些“保而不护”的特殊政策，改“输血”为“造血”。需要把大型骨干企业的能量扩散出来，使之成为发展边区工业的发动机。在一个区域内扩散工业的同时，还要建设城市，发展小城镇，使之形成一个由大小企业构成的群落，一个有生长活力的社区。

五年后的1990年10月8日至12日，费先生再访包头。他对包钢5年里较大的变化感到十分兴奋。称包钢靠“堤内损失堤外补”搞活，靠增加计划外的产品扭亏为盈。费老谈到这次包头行的启示时说，怎样缩小东西差距一直是我心头的课题。现在看到边区的企业自己也感到不能继续走“小而全、不求人”的路子，而且实际上由于亏损所迫，不得不破墙而出，寻求缓解之道。有些地方尝到了“一厂两制”、“城乡一体化”的甜头，也认识到了大中企业藏着他们亟需的先进技术和经营人才。企业和地方走到一块了。这是两厢情愿，双方有利的好事啊！

费老在包头期间，市党政领导袁明铎等和有关部门、有关企业的负责同志向费老汇报了工作。费孝通同包头的全国人大代表色吉拉胡、罗锡恩、唐嗣孝、叶俊山和民盟包头市委领导李增晞、白永达、孙声等会面和交谈，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后说，五年来，包头发展变化很快，但发展还是不平衡。包头有丰富的矿藏资源和雄厚的技术力量，水、电能源也比较充足，希望包头要进一步多渠道发挥中央、内蒙大企业和地方企业的综合优势。在与市领导交换意见时，袁明锋同志说，费老两次来包头考察视察，都对包头地区的经济发展提出了很好的思路和建议，市委、市政府要结合包头的实际很好地进行研究，发挥包头地区的综合优势，提高整体经济效益，正是我们当前紧迫的任务，费老的思路和建议将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考察结束后召开了“边区开发科研工作会议”，费先生作为会议的倡议人和课题的学术指导，发表了题为《谈谈边区开发的科学研究》的报告。他把希望寄予青年一代。他说：“科研工作是十分艰苦的，是要吃苦的。我们年纪大的人没有条件深入下去做实地观察了，只有破题，帮助你们开一条路，希望你们扎扎实实地搞下去。”

在民盟中央的建议下，1988年7月在兰州召开了“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包括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两省两区的部分地区）的新闻发布会，会后费先生专门到阿拉善盟考察。看了腰坝的人造绿洲和吉兰太盐湖。费老称腰坝为“好榜样”。他说，每家有一块地，一块地就有20亩，我看了都眼红，我们江苏哪里有呀？如果工业都搞大工业，搞单打一，这个地方就不会富，……必须要大小配合。阿盟有很多的资源，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牧区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我们不能简单搞土特产贸易，要进行深加工，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费老在阿拉善盟干部座谈会上介绍了这几年在边区考察的体会和建设“黄河上游民族经济开发区”的设想。特别提出了当地资源开发利用，形成地区民族经济特点的问题。他深情地说：“……阿盟的蒙族牧民可以把养骆驼、山羊作为自己经济发展的特点和优势。”“阿盟是骆驼之乡，应该加强对骆驼的科研工作，把骆驼的品种改良好。要在发展牧业的基础上发展加工业，形成特色民族经济”。费老还提议，要加强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联系，派人去考察学习，“把骆驼搞得胖胖的，壮壮的”。他还提醒民盟中央社会服务部的同志，帮助和苏南针织厂联系，提供技术服务。费老还特别提到要把水的问题包括在黄河上游多民族开发区的计划里，把内蒙古（阿拉善盟）包括进二省二区的协作计划。费老还就今后调研工作强调说：建议由北大和内蒙的研究机关合作进行，希望当地党政能支持，给他们条件，进行深入调研，决不能走马观花。（《在阿拉善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1988.7.18）

1985年6月在包头结束了“边区开发科研工作会议”之后，费先生访问了伊克昭盟，盟委、盟公署、盟政协和东胜市向费老汇报了情况。

6月11日至14日，费孝通教授，在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韩明等同志的陪同下，来我盟进行了考察。费老时年75岁。盟委副书记李占荣向费老汇报了全盟的工作。费老在伊克昭盟盟直机关干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14日上午，费老在盟委礼堂向广大干部做了重要的讲话，并挥毫题写了“充分利用资源优势，以林牧为主，多种经营，发展乡镇工业，建设现代化的伊克昭盟。”

费先生此行考察了伊盟沙漠地区的植被建设、生态平衡、农林牧结合、发展乡镇工业、多种经营、第三产业等问题。在听取了盟委的工作汇报后，费老又深入到伊金霍洛旗、东胜市、盟纺织公司羊绒衫厂进行了实地考察活动。

已逾古稀之年的费老不顾酷暑和劳顿，深入到伊旗霍洛苏木布拉格嘎查哈拉霍少牧业社蒙古族牧民白斗林和嘎查党支部书记、牧业社长王治民的家中，详细询问了牧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并高度赞扬了他们勤劳致富的精神。费老还拜谒了成吉思汗陵，察看了哈拉霍少牧业社文化室、全区文明镇阿腾席热镇和盟纺织公司羊绒衫厂。费老那种密切联系群众、平易近人的作风，实事求是、虚心学习的精神，给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受到伊旗党委政府和各族群众的热情接待。

丁石孙主席有段话，使我们产生许多共鸣，丁老说：“在与费老长期接触中，我们深深感到费老想到的问题，比费老说出来的要多得多，费老想做的事情，也比他能做的事情要多的多。”（《中央盟讯》2005年第5期）我们通过学习和探讨费老的思想、学问和学术的政治的实践，了解一代知识分子眼中的中国和世界。了解和关注费孝通“志在富民”的不倦行程的各界人士，都深感这位中国智者的世纪性思考的广博与深刻。他所提出的每一项重要的设想和建议，都是中国跨世纪发展进程中必然要解决，而实践中又已提出来的历史性课题。更是我们民盟后来人义不容辞的责任。立足于中国黄土地，积累关于中国的知识，才能建设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民盟区委主委董恒宇先生在2012年发表的《文化自觉与行动自觉——费孝通学术思想对我的影响》中写到：费老生前曾十多次来内蒙古考察，东起呼伦贝尔草原，西至阿拉善沙漠，到处留下了先生的足迹。他的学术眼光始终关注着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现状和发展，他长期从事民族研究，对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生活状况有深切的了解。相知多，情也深。他的内心深处始终关心着各民族人民的福祉。阅读费老的著述，我深深地感受到，“志在富民”是他学术价值观的核心和学术研究的动力。他一生中关于农牧民和少数民族怎样从贫困到脱贫，从脱贫到富裕，从富裕到小康的文章已成长卷，并经受了相当长历史和实践的检验。他的许多学术思想和建议，已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我国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实践成果。

原民盟内蒙古区委副主委钱灵犀教授在《一位中国智者的世纪思考——费孝通学术思想探究》一文中写到：……他不是传统的“书斋”学者，而是“田野”学者，在万里中华这块希望的“田野”上奔波、调查、研究，总结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实践创造，出主意，想办法，办实事，做好事，从村落调查、小城镇调查扩展到更大范围的区域发展战略研究。他的著作是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产物，是各地农民实践成果与社会人类学理论有机结合的产物，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结合才可能得到的成果。费孝通所代表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为中国的解放、富强、振兴探索、追寻、奋斗了一个世纪。在当前跨世纪的关键性历史阶段，学习研究他们的世纪性思考，了解一代智者的经历、情怀、心态与智慧，对我们更好地面对21世纪有着重要的人文价值与科学意义，是承先启后的精神文明的大工程。在《费孝通和他的参政党建设思想》一文中，钱先生说，费孝通研究边区和少数民族地区，首先是出于全局性考虑。把边区发展置于全国一盘棋内。他的考察往往是针对中国现代化影响最大并且最薄弱的环节，一个是农村，一个是少数民族边区。这是费老一生都在做的两篇大“文章”，因为他的基本出发点是“没有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同样，没有中国少数民族的现代化，也就谈不到中国的现代化”。（《东亚社会研究》）

在2005年民盟内蒙古区委费老追思会上，钱先生发言说：费孝通是新时期民盟承先启后的领导人，他的智者风范、人文情怀、世界眼光，他一生志在富民、关注民生、对最贫苦的地区和人民给予最热情的帮助，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始终如一的关切。这些都值得我们永久地学习。怀念费老、学习费老，做个真正的现代的、民族的、世界的知识分子，应该是我们民盟成员的义务和责任。

钱灵犀教授在《中华民族认同是中国长治久安的基石——费孝通晚年学术思想的一点启示》中写到：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把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战略任务来抓。”“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七十八年来，虽然经过“文革”那样灾难性的破坏，民族团结融合的氛围始终是良好的。上世纪80年代内蒙古首先响亮的提倡“两个离不开”，即少数民族和汉族谁也离不开谁的理念。大张旗鼓、坚持不懈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教育。在中国社会急速变迁的大变革中，稳定了社会，促进了发展，不愧为“模范自治区”称号。汉族和少数民族“谁也离不开谁”，就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实践成果。“谁也离不开谁”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通俗且很接地气的解析。既反映了中华民族千年形成的复杂而壮阔的历史沧桑，也展示了在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必须成为一起攻坚克难、共渡惊涛骇浪的命运共同体。

谨以此文对费孝通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

1. 《费孝通文集》，群言出版社。
2. 费孝通《行行重行行》，宁夏人民出版社。
3. 张冠生《费孝通传》《费孝通晚年谈话录》《费孝通晚年亲眼见证中国乡镇发展的独特道路》。
4. 潘乃谷《费孝通先生在内蒙古的调查研究工作》（《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9期。潘乃谷，潘光旦教授之女，先后建立社会学人类研究所和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曾任副所长、所长、研究员，并于1986—1991年兼任社会学系主任。）
5. 费孝通在赤峰照片来源：《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赤峰实录》和《巴林右旗志》。
6. 《“内蒙古东部的中心应当在赤峰”——记费孝通三访赤峰市》，原创：风瞬作者团。
7. 澎湃号《费孝通：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学苑出版社。
8. 钱灵犀《一位中国智者的世纪思考——费孝通学术思想探究》（1996年3月）。
9. 钱灵犀《智者风范 人文情怀 世界眼光——怀念费老、学习费老》（2005年）。
10. 钱灵犀《费孝通和他的参政党建设思想》。
11. 钱灵犀《中华民族认同是中国长治久安的基石——费孝通晚年学术思想的一点启示》。
12. 董恒宇《文化自觉与行动自觉——费孝通学术思想对我的影响》（2012年）。
13.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11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